行業洞察丨全球新材料產業政策變遷及創新模式梳理

基于工業優勢等國情，各國在“新材料”定義、分類等描述上存在很大差異，尤其是優先方向的出發點幾乎不同。新材料的研發協調是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，解決關鍵原材料（關鍵技術/行業的基礎）供應問題并保障其安全獲取是材料研發的戰略作用之一。各個國家的創新體系背景（包括核心機構等）推動新材料戰略/路線圖的構建發展，支撐/使能技術（尤其是基礎技術、材料、制造、信息通信技術）和創新基礎設施是新材料的發展基礎。材料創新對一系列技術應用來說都很重要，對后續產品影響巨大，新材料支撐著其他關鍵新興技術、使能技術和重大技術，其發展有利于解決關鍵工業部門的創新需求與競爭挑戰，在應對重大社會經濟挑戰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，在實現先進高價值制造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等。因此，國家需要非常重視材料產業的頂層設計。

1、美國的模式與政策

非常注重材料基因組計劃戰略規劃；建立了比較健全的風險投資機制；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保障機制；規劃了強力的國際化產業重組機制。

其相關機構是：國防部（DoD）、能源部（DoE）、衛生研究院（NIH）、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（NIST）、國家科學基金會（NSF）、國家科學院等。主要特點是重點方向：按應用領域分類，通過性能拉動，不限定具體材料；任務部門（如NASA）：目標（預算）、指標（撥款）明確具體；前端布局：防止關鍵材料掣肘，支持替換材料/技術等。

美國新材料相關政策匯總

總體來看，從金融危機之后，美國政府在戰略部署上以推動先進制造業為主要目標，落實到具體層面，就是在功能性產業政策的框架下，采取多樣化的手段措施支持先進制造領域的創新研發活動，這類措施能夠巧妙地規避掉WTO補貼與反補貼協議的約束，以一種“隱形”的方式支持產業創新。但近年來這種方式由暗轉明，逐步開始在半導體、稀土等重點領域大力推行產業政策，美國期望聯合盟友來制定國際規則和加強產業鏈回歸，其產業政策密集程度和強度都將逐步加強。

2、日本的模式與政策

日本科技政策管理機構包括：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（AIST）、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（JST）、日本國立材料研究所（NIMS）等。其新材料創新模式主要特點：一是企業聯盟（經聯結構），捆綁式買賣關系；二是突出自身優勢如納米技術，強調“四大領域”的依賴性；三是強調國際合作，如美國、歐盟等。

日本新材料相關政策匯總

非常注重有自己特色的產業集群建設；建立并完善以核心技術和核心制造為基礎的工業標準化體系；大力培育以核心技術和核心制造為基礎科技型中小企業，并促進他們競合和高質量的發展；建設賦能和完善的科技公共服務體系。

德國科技政策管理機構包括：弗勞恩霍夫協會、工業研究聯合會（AiF）、馬克斯·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（MPG）等。其新材料創新模式主要特點：一是重點方向以工業需求為導向，強調材料附加值（如經濟效益）；二是院所（非政府組織）積極參與協調合作等宏觀調控；三是固本培元，重視傳統材料的國民經濟價值。

德國新材料相關政策匯總

依據本國資源匱乏、人口因素、企業現狀、產業狀況，非常重視國家級戰略支持和投入；并促進大企業集團改革重組，發揮集中效用；鼓勵“官民一體”的全員并協作的創新模式；注重以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為基礎進行企業人才培養。

韓國新材料相關政策匯總

我國產業鏈齊全、市場龐大，早期依賴低成本勞力和人口與市場紅利快速發展，對于創新重視不足。近年來，一是對歐美國家追趕有了一定基礎，到了瓶頸期；另一方面，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，有了產業轉移東南亞的趨勢；最后，隨著疫情和地緣政治的影響，各國對供應鏈安全重視升級，中國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現象日趨嚴重。上述原因使得國家非常重視國家級戰略支持和投入，并開始促進大型國企改革重組，發揮集中效用。在創新模式上，也繼續自上而下地刺激創新，并表露出強烈的政策意志。

我國在新材料產業發展目標上提出三大重點方向：先進基礎材料、關鍵戰略材料、前沿新材料。

同時，進入“十三五”后，為促進新材料產業發展更上一層樓，我國新材料產業相關政策頻頻加碼。從發布《“十三五”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》明確加快新材料等戰略新興產業發展，到成立國家新材料產業發展領導小組;從發布《新材料產業發展指南》到為中國制造2025增添百億專項基金，不斷在政策上為新材料產業提供支持。

在“十四五”開局之年，我國發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》，提出未來我國新材料產業將重點發展高端新材料，例如高端稀土功能材料、高溫合金、高性能纖維及其復合材料等。

中國支持新材料產業發展

重點規劃及政策匯總

從上述各國/區域的政策來看，整體啟示如下：